社科院專家提議人民幣大幅升值，對專家尤其是社科院專家，我們最好以懷疑的態度看他們的說法，人民幣應不應該升值社科院說了不算。5月18日，央行年內第五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至此，大型商業銀行存款準備金率升至21%的歷史高位。

　　存款準備金率為何屢屢上調？如何看待當前的貨幣緊縮和宏觀調控？地方融資平臺是否受到較大沖擊？就上述熱點問題，本報記者采訪了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長王松奇。

 

 

　　兩個金融怪圈導致“提準”

　　《中國經營報》：貨幣政策有多種手段，一直以來，為什么屢屢通過存款準備金率回收流動性呢？

　　王松奇：在強制結售匯制度下，國際收支失衡才是金融體系流動性過剩的真正原因。國際收支雙順差生成了一個金融怪圈，即美元大量流入，央行被迫購入投放基礎貨幣，導致商業銀行流動性過剩，最后促使央行用央票和提升存款準備金率回收流動性。

　　這個金融怪圈之外，還有一個經濟怪圈，即中國政府和企業在國民收入分配中份額過大，地方政府和企業有足夠的投資沖動和能力，這加大產能過剩、導致結構失衡加劇，隨著經濟高速成長，政府和企業拿走得更多，這兩個怪圈之間既存在差異又存在某種聯系。在通脹壓力不斷加大的背景下，政府目前所依賴的宏觀調節手段只是升息、提升存款準備金率和貸款規模控制，但由于形成兩個怪圈的背后因素沒有消除，因此，中央銀行在動用政策工具時總有所顧忌。例如，CPI不斷走高時，國際公認的調節手段是升息，但提升利率又會加劇國際資本流入，因此，央行可自由裁量頻繁使用的手段只剩下提升存款準備金率。

　　《中國經營報》：你如何評價目前的宏觀調控？

　　王松奇：中國自1985年“巴山輪會議”引入宏觀調控理念以來，在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的運用方面已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和教訓，從正反兩個方面總結，可以概括為一句話，那就是：逆對經濟風向、相機抉擇、突出預見性，同時在調節力度上力圖溫和平滑，以避免挫傷實體經濟。

　　現在回過頭來看，為應對本輪全球金融危機，中央當時出臺4萬億元投資計劃雖然十分必要，但從2010年以來中央對地方融資平臺公司的清理力度及2011年貨幣政策的動向看，2009年我們的危機應對似乎有“反應過度”的嫌疑。現在中央銀行頻頻出招以“穩健”之名行“緊縮”之實的貨幣政策，正是印證了2009年拉動內需政策的“反應過度”。

　　中國的經濟本質上仍舊是命令經濟

　　《中國經營報》：為什么說當前的宏觀調控有“反應過度”之嫌？

　　王松奇：從2010年第四季度以來，中國一直面臨物價上漲威脅。但無論是與新興市場國家相比，還是與自身歷史相比，當前中國5%左右的通脹還是比較溫和的物價上漲。從外部助推因素看，糧食漲價、大宗產品漲價是全球化的結果；從內部生成原因看，2010年的旱災以及城市化對城市菜籃子的影響以及農業生產因素的成本推動是導致中國CPI走高的長期結構性原因。因此，中國的通脹成因無論從外部和內部因素似乎都很難用所謂“央行貨幣超發”來做簡單解釋。

　　那么，2011年中央銀行在貨幣政策上以收縮銀行體系流動性為目的頻繁動作，特別是把存款準備金提升至嚇人高度的調節措施，就有些讓人難以理解。現在存款準備金已升至21%，坊間有傳言說還可能升至23%甚至25%，若果真如此，那我們的中央銀行一定是瘋了！我前一段時間在南方幾個省通過調研了解到，現在大多數銀行已經沒錢可貸，甚至一個支行行長在跟我同車時電話響個不停，他當時說“不接了，都是中小企業要貸款的，沒錢”。

　　按照一般邏輯，2009年的中國擴張性宏觀經濟政策可稱為之需求管理政策，在周期性的調控轉變中，需求管理政策過后應當是供給管理政策，即用增長實體經濟的供給能力來應對前一周期階段的過多需求，但我們的貨幣政策當局并沒有這樣做，而是用需求管理政策的另一方面來間接壓縮實體經濟的供給能力，這著實令人費解。中央銀行既要為實體經濟服務也要為商業銀行體系服務，如果央行大量抽走商業銀行的可貸資金，那就是間接損害了實體經濟的供給能力增長，最終會從另一個方面加重供求矛盾。

　　《中國經營報》：今年以來，由于銀根緊縮，目前地方政府的融資平臺也較缺錢，你如何評價這種狀況？

　　王松奇：金融危機之后，4萬億元刺激計劃的最大受益者是地方政府，在外需萎縮和外需相關產業、企業已不能提供足夠需求的情況下，刺激性貨幣資金的支持重點自然而然地要轉向地方政府的幾千個融資平臺公司。這些公司主要為地方基礎設施建設服務，而中國城鎮化過程中的基礎設施投資欠賬又使貨幣投向這公司既符合短期政策邏輯，又符合長期發展邏輯。

　　但問題在于這幾千家融資平臺公司良莠不齊，個別還明顯存在假項目、項目資金挪用及有些項目投資已遠超出地方政府承載能力的情況。因此，在危機過后的2010年中央定下的清理方針無疑是正確的。但在執行中，卻出現了明顯的一刀切現象，即這些公司無論其現狀如何、現金流是否健康都一概停貸，這種硬著陸式調控實際上是將盆子里的孩子和臟水一起潑了出去。

　　這些公司的貸款大都為長期貸款，所支持的項目也只有在保證資金不斷裂情況下才能取得預期收益，如果突然出現資金鏈條中斷，使原本一些好項目成為半拉子工程，既影響地方經濟發展，也會使商業銀行自身形成新的不良資產。

　　從2009年的強力刺激到2010年的強制剎車，這反映了中國的經濟本質上仍舊是命令經濟，而命令經濟的致命弊端就是常常違背經濟規律，這已在改革開放及以后近30年的發展實踐中得到證明。

　　人民幣應不應該升值

　　《中國經營報》：能不能在中國現階段找到一種兼顧中國短中長期問題解決的有效調節辦法呢？

　　王松奇：我認為，目前中國的宏觀管理者們可以解放思想，大膽啟用匯率工具。我從2004年以來一直呼吁，人民幣要與美元脫鉤、要重視匯率工具的運用，讓匯率成為調結構的有力工具。

　　現今世界上不僅美、歐、日認為人民幣幣值低估，就是新興市場國家也大都持此看法，所以將經濟問題政治化完全沒有必要。沒有誰想通過壓迫人民幣升值來搞垮中國，世界上也沒有哪個國家有此能耐。相反，人民幣一旦大幅升值，從目前的國際國內形勢說，對中國肯定會利大于弊。

　　首先，國際收支失衡狀況會迅速得到矯正，一旦升值幅度足夠且宣布幾年之內幣值不動，國際熱錢的流入就會自動停止。雙順差終結的最大好處之一是中央銀行再不用這么累地去建這個“池子”那個“池子”了。

　　其次，我國的進口成本會大幅下降，中國的對外貿易條件會明顯改善，一個單位的出口商品會在國際市場換來更多的東西。再次，能在控制通脹預期上發揮積極作用，大量商品包括生活用品相對變得更便宜會提高中國工資勞動者的實際收入水平。

　　同時，大幅提升人民幣匯率可以消除中國金融怪圈和經濟怪圈。可以認為，只要人民幣匯率提升到一定程度，國際收支雙順差局面會立即改觀，金融怪圈會消解于無形。同時，也能夠促進消解由地方政府和企業投資形成的產能過剩怪圈。原因在于對那些在節能減排和環境保護有瑕疵的投資項目，由于人民幣大幅升值導致同類產品在國際市場上更便宜，因而很難再被地方政府接納。最后，人民幣大幅升值對出口企業會產生震撼沖擊，那些生產低附加值產品的企業會自動進行升級性結構調整，轉向生產出口高附加值產品。這樣的行為普遍化后，中國的轉變發展方式就不再是一句空洞的口號了。

　　所以，中國目前無論從短中長期哪個角度都應考慮對現在的宏觀調控方式進行改善，改善的重點是將匯率當成控制通脹和結構調整的政策工具。